内容摘要
作为国家治理基本范式的赏罚机制,能否在税收管理中收获双重红利——既促进税收遵从,又提高企业绩效,至今还鲜有研究。本文以上市公司和新三板企业为组合样本,从微观层面检验我国政府2014年以来纳税信用管理制度改革实施的联合奖惩政策的双重红利效应。研究发现:(1)尽管单独实施联合惩戒政策能提升税收遵从度,但加上联合激励政策后提升税收遵从的效果更显著,并且赏罚机制对于税收遵从度越低的企业起到的促进作用越大;(2)赏罚机制对于税收遵从度越高的企业起到的绩效提升作用越大,其中联合激励政策不仅显著提高了其目标A级企业的经营绩效,而且对未受到奖惩的其他企业的经营绩效也具有相当显著的正向影响;(3)赏罚机制对企业税收遵从和经营绩效的效应在不同性质的企业间呈现出显著异质性;(4)纳税信用等级作为衡量税收遵从度的指标充当了联合激励政策作用于企业绩效的传导机制。实证结果表明,纳税信用管理制度施行的赏罚机制改革对政府和企业具有明显的双重红利,而传导机制则揭示了应当加大联合激励力度才能取得更好的双重红利。
主要内容
本文以上市公司和新三板挂牌企业为组合样本，基于我国2014年以来纳税信用管理制度改革，从实证上研究了我国针对不同税收遵从度（纳税信用等级）的企业采用的政府多部门联合赏罚机制对企业税收遵从和经营绩效的双重效应，发现了以下结果。（1）尽管单独实施联合惩戒政策能提升税收遵从度，但加上联合激励政策后提升税收遵从的效果更显著，并且赏罚机制对于税收遵从度越低的企业促进遵从的作用越大。（2）赏罚机制对于税收遵从度越高的企业提升绩效的效果越好，其中联合激励政策不仅显著提高了其目标A级企业的经营绩效，而且对未受到奖惩的其它企业的经营绩效也具有相当显著的正向影响。（3）赏罚机制对企业税收遵从和经营绩效的效应在不同性质的企业间呈现出显著异质性：从不同性质企业的税收遵从变化看，在奖惩协同政策下，企业实力和治理结构对税收遵从的影响比其它特征更显著；从不同性质企业的绩效变化看，联合激励政策使实力较弱、缺乏“社会背景”的企业绩效提升得更显著。（4）纳税信用等级作为衡量税收遵从度的指标充当了联合激励政策作用于企业绩效的传导机制，即联合激励政策刺激企业提高纳税信用等级（税收遵从度），纳税信用等级高的企业获得政府各部门的联合激励，企业绩效随之提高。因而，从实证研究结果总体上看，纳税信用管理制度施行的赏罚机制改革对政府和企业具有明显的“双重红利”——既促进税收遵从，又提高企业绩效，而传导机制则揭示了应当加大联合激励力度才能取得更好的“双重红利”和更有效地纠正市场竞争环境的不平等。
文献来源
李林木,于海峰,汪冲,等.赏罚机制、税收遵从与企业绩效——基于纳税信用管理制度的研究[J].经济研究,2020,55(06):89-104.
